历史中的人间惨剧-清末大饥荒 (人间历史故事)

清末时期的大饥荒是一段触目惊心的历史，影响深远。文章描述了1876年至1878年间，大清帝国遭受的严重旱灾，尤其以1877和1878年灾情最为严重。这场被称为千古奇灾的大饥荒不仅波及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还蔓延至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导致数不清的人丧生，白骨遍野。当时的政权几乎因此动摇，原本富饶的产粮大省也沦为千里赤地。旱灾的持续使得天干地燥，农田龟裂，北方各省纷纷受灾。文章中提到，1875年整个春天京师和直隶几乎没有雨水，干旱一直延续到隆冬，使得河流断流，农田无法收获。

这场大饥荒带给了晚清政权极大的冲击，几乎动摇了帝国的根基。在这段困难时期，人们不得不面对严重的粮食短缺和生存挑战，成千上万的生命因此消逝。文章提到的历史事件凸显了当时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的脆弱。被称为铁石心肠亦当泪下的大饥荒，是一段深刻的历史教训，也反映了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和保障人民生计方面的局限和失败。

这场清末大饥荒的影响深远，不仅对当时的政治格局有重大影响，也对社会经济造成了长期的影响。通过阅读文章，我们能够更深入了解那个时期的困苦和挣扎，以及人们在面对灾难时的无助与无奈。清末大饥荒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安定生活，同时也警示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时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救援工作。

晚清“丁戊奇荒”有多可怕？

大自然是一个整体，没有什么事情是孤立发生的，比如说古代经常的旱灾可能就和太平洋的水温有着极大的关系，海水的温度一直和气候息息相关，如果太平洋东部海水温度升高，那么就会导致，干旱和暖冬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对地球来说不算什么，就像人被太阳晒久了皮肤干燥而已，但是对人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丁戊奇荒”便是这一干旱现象所造成的，是发生于清朝光绪元年（1875年）至四年（1878年）之间的一场特大旱灾饥荒，尤其是在1877年到1878年更是达到了受灾范围的顶点，1877年是为丁丑年，1878年是为戊寅年，因此这场灾荒史称“丁戊奇荒”。

之所以用“奇荒”来形容，是因为这样的荒灾在历史上也实属少见，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称这场慌灾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它波及了河北、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共有两亿人受灾，造成了1000余万人的死亡。

光绪元年（1875年）的春季，本来应该是万物复苏的大好日子，但是河北的老百姓们却笑不出来，因此整个春季都没有什么春雨，包括这一年的降水量都极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也在秋后出席县了严重的旱灾。

光绪二年（1876年）受灾面积进一步扩大，受到旱情的影响受灾省份的收入直接减半，严重的旱灾还引发了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把仅剩的庄稼全都吃了一个精光。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

这么多的饥民吃什么？几乎只要是能吃的都吃得差不多了，对于饥民来说树皮都是美味有的甚至吃“观音白泥”充饥，有的甚至将小石头磨成粉，就入到面中充饥。结果按照史书上说的就是：“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

随着旱灾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出现了“人食人”的惨剧，几乎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走投无路的饥民开始而走险，聚众抢粮。这样的现象在各地都屡见不鲜，武强县、霸州、通州等地有多处灾民组织武装进行抢粮。

另一面当地的各处的豪绅、贪官、奸商又借此机会大发横财，有的放高利贷，有的贪下救济粮，有的甚至抬高粮价，让原本严重的灾害更加雪上加霜。而清王朝防灾防到最后成为了“防流民”，甚至连赈灾都只是为了减少流民。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虽然各地的灾民和流民曾发生了不计其数的民众暴动，但是最后却也没有爆发实际上的“农民起义”，可能是灾害实在是太过于严重了，百姓已经没有了底蕴去推翻暴政。

这场灾害之所以造成上千万的遇难，其中除了清王朝的昏庸统治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一年还发生了其他的天灾，比如地震、洪灾等。其实也有官员是比较负责的，比如说江苏巡抚吴元炳，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自己筹款，开设粥厂。正因为有了他们这场大旱灾才最终挺了过去。

清朝山东是不是发生过饥荒

在清代频繁的旱灾中，最大、最具毁灭性的一次，要数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 这次大旱的特点是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 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早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 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这场大旱灾是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的。 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呈现出乾旱的迹象，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 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 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光绪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 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京师及直隶地区，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减半。 旱灾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 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 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河南省的灾情和直隶相近。 从春到夏，旱情日重。 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彰德、怀庆、卫辉三府，早倩更为严峻。 入夏以后，旱情稍有缓解，但彰德、卫辉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灾，田地被淹。 不过，就全省情况而言．仍以旱为主。 全省农业歉收，减产一半左右。 因此，“乏食贫民，所在多有”，仅开封一地，靠赈灾粥厂就食的灾民即达7万余人。 这一年，山东省全年皆旱。 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 《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 据《申报》载，、由于旱灾，山东各地灾民纷纷逃荒、闹荒或祈雨。 但祈雨无济于事．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1876年12月11日 《申报》)。 旱魃向南为虐，祸及苏北和皖北。 苏北各地这一年开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连云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农田减产或绝牧。 旱灾引发了蝗灾，禾苗被吞噬一空。 旱蝗交迫之下，灾民“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 一些灾民甚至“饥则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 苏北的社会秧序，因严酷的旱灾而变得动荡不安。 为了活命．饥民纷纷渡江南下，由苏南的地方官员和土绅在苏、松、太以及江阴、镇江、扬州等地收容的流民达九万余人。 皖北的旱情与苏北相似。 入夏之后，持续乾旱；许多地方连禾苗也末能栽插：后虽下过一些雨，但“又复连日烈日。 ”，连补种的庄核也大多枯死；当年全省收成减半。 有的地方颗粒无收。 于是，成群结队的饥民．汇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 这一年，北方的陕西、山西、辽宁等省．也遭受到旱灾的威胁。 陕西全年乾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数地方种不下去。 山西因旱灾严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遥等县几乎颗粒无收。 奉天的义州(今辽宁义县)，因大旱无雨，饥户多达十万，广大农民在饥饿中痛苦地挣扎著。 经过近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曾忠襄公奏议》卷8)。 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的减产与绝收。 连续两年的饥荒，使农户蓄藏一空将愈来愈多的灾民推向死亡的边缘。 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廷一息之残喘。 ，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现音白泥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 。 (1877年6月30日《申报》)。 随著旱情的发展，可食之物的罄尽，“人食人”的惨剧发生了。 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 吃人肉、卖人肉者，比比皆是。 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活杀吃的……无情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河南的灾情，与山西相似。 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早，富饶的中州平原，已化为千里赤地。 当年的《申报》刊登消息，说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 但是，奉旨帮办河南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则宣布：全省报灾者八十七个州县，饥民五六百万。 旱灾的阴影，同时还笼罩著陕西全省。 同州府员的大荔、朝邑、邰阳(今合田)、澄城、韩城、白水及附近各县，灾情。 极重极惨”。 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枪粮，有的甚至“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1877年10月3日《申报》)。 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 《南江县志》对川北的旱灾有翔实的记载：“丁丑岁，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县尤甚……赤地数百里，禾苗焚稿，颗粒乏登，米价腾涌，日甚一日，而贫民遂有乏食之惨矣：蔬糠既竭，继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诸树皮掘剥殆尽……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 服鸠投环、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 父弃其于，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 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馑（死部）殍不下数万。 ” 这一年，包括京师在内的直隶和鲁西北地区以及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依然有较严重的旱灾。 以直隶县为例，仅河间一府就有二百余万灾民。 灾荒之年，社会动荡，许多灾民为死里求生而铤而走险。 在武强县，有灾民组成的“砍刀会”；霸州、通州等地方也多有灾民组织武装．进行抢粮斗争。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乾旱。 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到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亢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 不过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 但是，经过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多更严重了。 在山西．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家庭毁灭于天灾之中。 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即为饿犬残食。 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上。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大面积瘟疫向灾区袭来。 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馑（死部）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进入光绪五年(1879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鲁、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毕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滋润，并重新泛起了绿意。 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结束。 可是，正当死里逃生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骤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 在地震中受到破坏或受到影响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分别为222、402和331个．共955个。 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干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参见李文梅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清代末年这场特大旱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说这是。 古所仅见的“大□奇灾”。 今天回顾这场天灾，仍不免使人毛骨悚然。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是怎么解决的？

所谓民以食为天。 在人们心中，吃饱穿暖是评价一个政权的最好标准。 在古代，因为农业问题而亡国的政权数不胜数。 例如西汉，例如明朝，都是饥荒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在精明党的讨论之中，产生了一种极其有趣的说法：如果大力推广土豆等作物，说不定能够避免覆灭的结局。 这种说法似乎有些道理，毕竟土豆具备耐寒耐旱，生存能力强，适合大规模推广的优点，如果真能够广泛种植，说不定真的能够解决饥荒。 但是，这种说法的人没有注意到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说白了，明朝的灭亡在当时是必然的，它不是单一元素所造成的，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总结，那应该是积重难返。 止不住的党争明末的气候极其糟糕，连年旱涝不定。 根据记载，“万历二十四年杭、嘉、湖三府自五月不雨，至七月八月雨如注，狂风交作，经数日夜不息”，“天启四年，镇江六月初五日大寒冷，夜微雪，十一月初八日，大暑，人裸体三日。 ”在这种气候下，传统的农业经验压根就无法保证耕种的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的官员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例如徐光启，他曾亲自开垦过试验田耕种番薯等作物。 在取得成效后，徐光启上疏建议过中枢推广这些作物，但直至明亡都没能等来中枢的反应。 那彼时的明朝中枢在干嘛呢？答案很明显，在党争。 党争一词，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明末政治。 崇祯时期的党争没有天启年间那么有名，但其内耗力度绝对不弱于天启党争。 在结束了同阉党的作战后，东林党又陷入了同浙党的党争。 在这场争斗中，东林党没有拿到他们想要的权利。 在这场斗争中，帝师温体仁背靠崇祯，稳稳压制住东林党势力，最终崇祯一朝，他们也只能利用舆论权不断造势，却没有一点办法掌握实际的权力。 那么崇祯知道下面的臣子这样吗？很明显，他是知道的。 崇祯不是天启这样完全的奇葩，他对底下人的举止一清二楚。 他热爱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底下人闹得越厉害，他的权力也就越稳固。 这是崇祯的性格所决定的。 他性格刚愎自用、疑神疑鬼，从诛杀袁崇焕一事中，更可以看到他的急功近利。 在现在很多人的口中，崇祯简直就是天降神君，只是时势太烂，无力回天。 如果崇祯真是个好的君主，他又怎么会在解决饥荒一事上一无所为呢？他虽然勤政，但是全都用在与民夺利以及与士夺权上面了。 因此，彼时的明朝中枢大多是一群自私的聪明人，是一群虫子。 一群虫子聚在一起，怎么能治理国家？让他们注意到地方的苦难无疑是天方夜谭，更别说能有所作为了。 乐子人皇帝除了中枢党争之外，皇权专制也成为了明亡的重要因素。 从嘉靖开始，明朝皇帝一个比一个奇葩。 他们普遍具有一种特性：对国事没有想法，对利用国事奢侈一把的想法大大的有。 他们与其说是成熟的政治人物，不如说是一群乐子人。 这群乐子人深居皇宫，最爱的事情就是专营自己的爱好，同时与民争利。 他们破坏的不仅是政府的公信力，同时还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 为了营建寝陵，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民众开采巨木，破坏了自然体系。 当自然体系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频发之后，底层的民众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答案是变成难民。 在当地政府无力，中枢无所作为，皇权热衷与民夺利之下，他们不得不离开家乡，放弃世代耕种的土地，被迫成为流民。 说到地方无力，那就得说起另一个问题了：官吏腐败。 治不完的贪腐明朝是一个典型的重典治国的朝代，官吏俸禄极低。 按照朱元璋的逻辑，这些钱够他们平时生活就够了，反正房子国家管，每年赐些财物，让他们偶尔可以享受下生活。 老朱我都做到这种份上了，还要干什么呢？但这只是朱元璋的理想。 在实际情况中，整个明朝300年除了海瑞之外，每一个官员都会或多或少弄点灰色收入。 于是，明朝的吏治就这样在众人一次又一次地违规中偏离了原有的方向。 同时，由于明朝的“座师”风俗，京官退休回到地方后，一般会和地方官员达成共识为家族牟利。 例如明末著名的书画家董其昌，他在京为官多年，还是太子讲官。 在回到地方后，他勾结松江地方官疯狂掠夺民财。 在地方官勾结京官、士绅的情况下，民众不断失去土地，从自耕农变成没有人身自由的佃农。 当士绅阶级逐渐形成气候，其效果也与汉末豪强土地兼并别无二样。 于是，人间惨剧在明末反复上演：民众哭穷困，政府窘迫，皇帝一遍又一遍从小金库中拿钱却又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