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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帅之殇-旧大臣为何救不了旧中国 (湖南湘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湘帅之殇-旧大臣为何救不了旧中国 (湖南湘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24-03-02 08:18:12来源：2021最新十大热门人气排行榜-科奇网作者：佚名阅读量：

湘帅之殇：旧大臣为何救不了旧中国

在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上，真正得到历史好评的大臣其实并不多，而享有前后湘帅之称的林则徐左宗棠，无疑属于凤毛麟角。他们无论是人品还是能力，都几乎属于完美之人。就拿林则徐来说，品行为海内外钦敬。当时跟他打交道的一个外国对手都承认，林则徐与同时代的清朝官吏很不一样，他似乎完全没有徇私舞弊的积习。

这样一个完美的士大夫，为何没有挽救国家命运？关于林则徐，史学家蒋廷黻有句着名评价：他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论，林则徐无可挑剔。他一不贪财，二不好色，对国家对君主赤胆忠心。但是，他归根结底属于旧大臣。中英战败失败后重新被朝廷启用的林则徐，充当的是一个灭火队员作用，在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任上，他干的事主要是，扶贫救灾和平息群体事件。终其任期，他既没有公开承认中西差距，也未曾倡导改革。

什么是旧大臣？什么是新士大夫？我们可以展开林则徐的身后事继续诠释。林则徐死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但是，在他之后，自有后来人。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以平息太平之乱起家的人，都可以视为林则徐的衣钵传人。尤其是左宗棠，早在其籍籍无名时，就得到林则徐的器重。林则徐临终前，还不忘向朝廷写举荐信，大力推荐这位得意后生。所以，左宗棠至少在精神层面，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林则徐接班人。

那么这位接班人，是怎样挽救国家命运的呢？与号称大清中兴之臣的曾国藩一样，左宗棠对于奄奄一息的满清政权而言，也实可谓大救星。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出现，本来将要缩短满清政权的寿命，而曾国藩左宗棠们的出现，至少又让这个政权苟延了半个世纪。

尤其是左宗棠，不仅在平息太平天国方面屡立奇功，而且还在新疆保卫战时，破天荒地取得了对沙俄代理人的完胜，可以说，没有左宗棠，就没有中国新疆。从这点上说，左宗棠没有让先师林则徐失望，没有让俄国将中国的西北疆全部吞噬。

中兴之臣还是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毕竟清廷大势已去。而左宗棠终究没有彻底做到挽狂澜于既倒。鸦片战争之后有甲午战争，洪秀全之后有孙中山，大清的中兴，其实质是勉强支撑，终究难免一死。

为什么林则徐及其接班人，只能延缓清政府的死亡、而无法真正振兴大清？不妨从左宗棠的眼力上寻找答案。在晚清行将就木时刻，左宗棠与并行的湘帅曾国藩给出的救国之道同出一辙——认为治理天下的办法，在于如何运用孔孟的王道（指儒家的三纲五常）和法家的霸道（指法家的刑狱杀罚一套暴力镇压工具）。提出盛世用王道，乱世用霸道，平时互为参用。

可见，所谓救国之道还是没有脱离荀子思想——将儒法二家的统治思想加以结合范畴。左宗棠在镇压起义时，与曾国藩一样，喜欢大开杀戒，甚至达到滥杀地步。就是出于信奉乱世用重典。在对外关系上，他们主张凡事以孔孟之道应对，显然，这也是老调重弹，无外乎儒家怀柔远人春秋大梦。

正如林则徐的禁烟不能阻止大清王朝颓废一样，左宗棠曾国藩的救国之道也不可能挽救大清王朝走向灭亡。一切跳不出中国旧文化旧制度的理论，都不可能让中国出现质变。19世纪末叶，中外有识之士早已经看出，中国旧制度旧文化已到穷途末路。

也许是旁观者清，日本在这方面夫看得更准更时刻，日本学者在《世界国尽》一书中，对林则徐左宗棠迷信的孔孟之道不能再造辉煌的内因进行了犀利剖析。清国的历史自陶虞时代开始，到现在已有4000年，过去以重视仁义五常、人情敦厚而盛名远播。可是因不肯引进现代文明，风俗渐衰，德智渐颓，他们还犹如井底之蛙，以为自己样样比他国行。真是可悲。

就在左宗棠们为中国旧文化旧制度披上新大衣时，日本那边同样面临西方冲击。1840年的中英战争爆发虽与日本无关，但对日本社会各阶层的震动很大，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面对西方侵略东方，当时普遍存在焦虑心态。武士教师吉田松阴就是其中代表人物。对

湘人曾国藩做了什么？才让咸丰帝保住了清朝岌岌可危的统治-

1853年1月21日，在湖南老家丁忧的曾国藩收到了咸丰帝的谕旨：

“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孰悉，命该抚（指湖南巡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谕旨的目的为让曾国藩帮办团练，以协助应对让其头疼不已的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帝此时丝毫没有想到，他的这份纯属一时之念的谕旨成就了曾国藩此后数十年的大业。

一、“偷换概念”

曾国藩深知小打小闹的团练成不了气候，不用说是太平军，就连山堂林立的天地会也对付不了。于是，他挖空心思在在“团练”二字上做文章，曲解其意思：将由乡绅控制的保境安民的武装，即本意上的团练，称之为“团”，而将集中雇募离乡作战的雇勇，称之为“练”。结果，他在乡团雇勇中发展了一支数千人的武装，成为其日后湘军的基础。

他以“ 团”为耳目，以“练”为机动部队，随时开赴各地镇压。不消几个月，湖南境内的局势大体平定下来. 而他与湖南地方官的矛盾却已如水火，无法相容了。

在平定各处反叛中，曾国藩拿获了大批“匪首”，他自设刑堂，自定罪名，大开杀戒被乡人呼为“曾剃头”。然按清代制度，一省刑名由按察使负责。被架空的按察使自然不满，而欲从审判中捞取种种好处费的大小胥吏，更是骂声不绝。

以当时的一般做法，地方平静之后，练勇应立即遣散，至少得缩小规模，而曾国藩的部众却有补充扩大之势。由此引起的户额饷银，也使有理财之责的巡抚、布政使苦累不堪，凭什么拿自己钱养别人的军队。

若以当时的官场游戏规则来讨论，应当说是曾国藩违旨，他本是“帮同”地方官办理“团练”可他却利用昔日 ”二品京堂”的余威，专折奏事的权力，让地方官”帮同”他来筹建一支“练勇”。以此观之，地方官的不满是有“道理”的，但曾国藩心知肚明，正是这些“道理”使清王朝陷于如此之深的危局。要办成事情，只能自己身体力行，决不能沾上那早已腐烂的政权机器。

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使咸丰帝焦头烂额，根本无暇顾及湖南的曾国藩。曾国藩从帮办“ 团练”到自办“练勇”的角色转换，他稀里糊涂地认可了。曾国藩要求拨饷购炮造船，他也不加思索地批准了。他似乎只认－条理只要对镇压太平天国有利，只要不从中央财政中拿钱，怎么办都可以。他不清楚细节，也无时间无心思作具体的策划。就是这么一条缝隙使曾国藩在湘南一隅，从清朝的军政体制之外，不受干扰地完全依照自己的设计，编练出一支迥异于清朝各类武装力量的新军一相军。

二、公然抗旨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又开始了英勇的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以精兵两万直指北京；西征军溯长江而上。尽管对日后太平大国的发展来看、西征的意义重于北伐。但对咸丰帝来说，北伐的威胁大于西征。于是，他将北方各省精兵强将尽行用于对抗太平天国北伐军。至于西征—路，他找不到生力军，也未任命统兵大员，只能稍微调些士兵并命各省保全地方。这无疑是一个无奈的漏洞。

太平军在西战场上的胜利，使咸丰帝拿放大镜遍地寻找可用之兵。曾国藩的部队引起了他的注意，接连两次让曾国藩率部出省作战。但此时正值湘军水师编练的关键时刻，船未造齐，炮未运到，若仓促轻试，难逃失败的结局。于是他横下心来抗旨不遵, 在奏折中强调若非船炮、水勇一并办齐，所部无法开动。

三、初战败北

1854 年 2 月 25 日，武昌危急，咸丰帝再次想到曾国藩的湘军，下旨“刻日开行”。然而，也就在这一天曾国藩的湘军练成，共有陆师10营、水师10营，各类船400余只，火炮400余位，官兵长夫水手共计l.7万人。他率部离开衡州向北开进。这是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清王朝先前镇压太平车天国时，还从未派出过如此军容整齐的部队。

最初攻入湖南的，是太平天国一支规模不大的部队。他们虽然在宁乡小挫新编成的湘军，但很快就退走了。曾国藩立功心切，企图督军乘机杀进湖北，哪知在岳州遇到太平军主力而大败，只得退缩于长沙。长沙周围的湘阴、宁乡、靖港、湘潭一带，尽为太平军所据。为洗刷败绩，他遣湘军陆师进攻湘潭，自率水帅及陆师一部进攻靖港。而1854年4月28日的靖港之战是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失败之一。湘军水师被太平军打得大败，增援的陆师又闻败而溃。恼羞成怒的曾国藩以文弱书生之躯亲自执刀督阵，置令旗于岸边，上书“过此旗者斩！”哪知溃逃的士兵绕旗而奔，局势变得不可收拾。心冷至极的曾国藩投水以图一死了之，被幕僚们救护回长沙。

四、大展神威

真正救曾国藩性命的是湘潭传来了获胜的消息。 4月27日至 30 日，湘军陆师连连获胜，迫该处太平军退出湖南。靖港获胜的太平军见局势不利亦退至岳州。已经买了棺材不饮不食写下遗书的曾国藩，闻知此讯似乎没有像旁人那样高兴，而是冷静分析胜败两方面的教训，整军于长沙。胜将扩军，败营遣散，为此他不认亲情，其弟曾国葆亦被栽之。由此曾国藩立下一条规矩：打胜仗可升官，打败仗立即滚蛋。这与溃而复集、集而复溃的清朝国家军队，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长沙整军，使湘军缩减至 4000 余人，而两个月的休整补充，又扩至万人以上。是年7月，曾国藩率湘军北上，与太平军在岳州、城陵矶大战月余，将太平军全部赶出湖南。随即又水陆并进，连战皆捷，于10 月 14 日攻克了被太平军占据 16 个月的湖北省城武昌。这一系列的胜利，使咸丰帝惊呆了。

五、糊涂的咸丰帝

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的咸丰帝（他已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向军机大臣说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如此奇功。”一位军机大臣提醒咸丰帝：“曾国潘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里，一呼獗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

这位军机大臣的话，如一盆凉水浇来，咸丰帝默然变色良久。出了一个洪秀全，可不能再招来巨盗，历史上如曹操灭黄巾之类的故事一幕幕在脑中闪过。咸丰帝对曾国藩的猜忌，用当时的观念来着，完全是有道理的。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历来的传统是以汉人办事，以满人掌权。“满汉一列”的口号喊得越起劲，就越说明满汉之间的不平等否则也就不必多说了。曾国藩是个汉人，他出师时的《讨粤匪檄》风行一时，可只称卫护性理名教，对“发逆”的”兴汉讨胡一说却是细心地不置一词。不表态就是表态。他是否存有异心呢？

若仅如此，也就罢了。最关键的是曾国藩所带的部队，实质上是私家军队，除了曾国藩等少数湘籍将帅外，谁也指挥不动。历来的“兵为国有”的根本制度，到他那儿成了“兵为将有”。还不知他手下的将士们，心中除了曾大帅外，还有没有大清。咸丰帝越想越猜忌：此人不能不防。至此咸丰帝对曾国藩的态度转变了。所以咸丰帝选择不给曾国藩拥有实权的具体官职，而让其以“虚职”领兵，同时在军事上胡乱指挥湘军。

咸丰帝对曾国藩的态度转变最终倒霉的当然是他自己。

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湘军夺取湖北后，应全力经营之，成为可靠的后方基地，稳扎稳打，逐渐向东进攻。而咸丰帝让湘军立即全军前出江西，一方面是急于镇压太平军，另一方面是对湘军又利用又限制的策略，不让湘军在湖北坐大．而让其在江西、安徽的拼战中消耗实力，最后由江南江北大营的清朝国家军队坐收其功。这种如意算盘，当然只是咸丰帝的一厢情愿。

一切恶果都显露出来了。湘军为无基地的作战，此时又丧失后方。除了进军过早之外，湘军军事不得进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缺钱无法扩充军力，无法购买枪械就连士兵的粮饷也捉襟见肘。曾国藩不敢问中央财政要，这不仅得不到反而会遭到训斥；靠地方支持，那就得看地方官的态度了。家乡湖南虽有支持，但远远不够，而湘军所驻的江西巡抚从却不买曾国藩帐，处处刁难。曾国藩怒而劾之，哪知新任江西巡抚更坏。孤军深入的湘军，苦苦卖命而得不到应有的报答。好在曾国藩的好友胡林翼此时署理湖北巡抚，他即派出主力部队援鄂助之，自己率领数千疲军在江西苦熬。此阶段是曾国藩最痛苦的时期。

到了1860年，清朝用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唯一主力部队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灭，手中再也无可用的国家军队。咸丰帝只得将救急的目光聚焦在曾国藩身上，先是加其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后改为实授，并任命其为钦差大臣，督亦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

到了这种境地，咸丰帝终于明白，要镇压头号对手太平天国，不靠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已经不行了。至于将来会有什么后果，到那时再说吧。

毛主席早年推崇曾国藩，为何晚年却很少提及？刘伯承：其人不可取

1917年8月23日，一位心怀壮志、矢志报国的青年奋笔疾书，利用书信与挚友黎锦熙交流救国救民的道路与真理。

他挥毫泼墨，在信纸上倾吐内心，思绪从身边的尺寸之地飞扬至华夏大地。

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清朝统治被推翻，民主共和的理念得到广泛传播，胸怀壮志的爱国青年们走向更广阔的历史舞台。

想到新中国的辉煌未来，回忆起“同治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给挚友写信的青年按捺不住激动的内心，在信纸上写下：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他与曾国藩同为湖南人，均声名赫赫。

奇怪的是，毛主席在早年表达了对曾国藩的认可，推崇曾国藩，但晚年态度转变，很少提起曾国藩，这是为何？

想要找到问题的答案，要从曾国藩、毛泽东这两位湖南名人谈起。

在湖南的历史中，有着两位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晚清封建统治的维护者曾国藩以及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曾国藩生于晚清，在其从政之时，官场风气污浊腐坏，道光年间考中进士的曾国藩，原名曾子城，在进入翰林院之后将名字改为“国藩”。

所谓“国藩”，隐藏着“为国藩篱”、报效祖国的意思，入朝为官的曾国藩，心怀宏大抱负，拉开了自己官场的序幕。

进入清廷以后，曾国藩兢兢业业在朝中从政，他的官职不断提升，单就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一年，官职“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

为官时顺风顺水的曾国藩，在朝中积攒了不少人脉，然而他的心中仍有壮志难酬的失意感，官场的污浊风气让他感受到愤懑，这种心境可从他的诗文中看出：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在诗文中曾国藩称，自己既没有西汉名臣汲黯那样直言敢谏的气节，也无法像西汉大臣张禹那样溜须拍马，巧言媚上。

大清王朝也走上了由盛转衰的道路，封建剥削的压迫让民众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农民掀起了反清的起义高潮。

起义的战火在全国四处燃起，加快了清朝“行将就木”的速度。

清朝还面临着外患，帝国列强垂涎地大物博的旧中国，争食大清疆土，清朝不仅陷于平定起义军的困境，还面临着列强蚕食中国的危机。

1840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了旧中国的国门，在战争中尝到败果的清政府割地赔款，签署《南京条约》等条约。

内外交困的清朝统治被逐渐削弱，也给旧中国带去了耻辱，清朝统治分崩离析。

这就是在晚清做官的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内忧外患、危机迭起，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环境里，农民起义、列强入侵，使得国家政局动荡。

曾国藩在这种环境里矢志报国，献身于力挽狂澜之将倾的事业中。

身为官员，上效皇帝、下对百姓，曾国藩认为为官要有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

他秉承了儒家传统文化治国理政的内涵，有经世之学的务实，他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时，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

太平天国军进入湖南时，他在湖南举行团练，带出了一批忠臣干将。

在曾国藩的治理下，他培养出的湘军勤于训练、严守军规，湘军逐渐崛起，这支队伍奠定了曾国藩在朝中的地位，还有利于稳定当时的社会秩序。

外敌入侵时，曾国藩目睹了外敌坚船利炮的威力，他重视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推动旧中国走向自救的道路。

在清朝内忧外患丛生的时代背景里，曾国藩以天下为己任，青史留名，在故乡湖南备受推崇。

毛泽东少年时就浸润在崇仰、学习曾国藩的风气中，近代众多名人曾盛赞曾国藩，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就是其一。

梁启超号召国民将曾国藩视为楷模，开启了“新民”运动，还提倡用曾国藩的言行教育学生。

毛泽东在湖南求学时，他的老师杨昌济曾对曾国藩著述进行过深入研究，主张人们以曾国藩为榜样，学习他扎实就学、艰苦朴素的作风。

杨昌济在日记《达化斋日记》中对毛泽东赞赏有加，称毛泽东“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为了勉励毛泽东，杨昌济还曾用曾国藩等人的例子教育他：“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在老师的引导下，青年毛泽东曾读过曾国藩的《家书》等著作，从曾国藩经世致用的学问里汲取营养。

在毛泽东早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就曾引述了曾国藩的一些观点，例如“反省内求”等。

毛泽东早年写给他人的信件里，也出现过曾国藩的影子，例如1915年8月写给萧子升的信件中说道：“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这些名人的思想给毛泽东启发。

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国藩作为清朝时的大政治家，矢志报国、安邦治国，在清朝内忧外患的局面里扶大厦之将倾。

曾国藩在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

曾国藩安邦治国的形象，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青年时期的毛泽东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道路，在特定的视角里，毛泽东看到了曾国藩的能力。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年龄的增长，青年学子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不断发展，到了晚年，毛泽东以更深厚的阅历、更宽广的视角，对曾国藩的感情也变得复杂。

外敌的入侵激起了人们流淌在血液里的爱国情感，面对列强的嚣张气焰、清朝的委曲求全、领土和主权遭到的破坏，爱国志士不甘沉沦，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保家卫国的浪潮涌起。

1911年夏，湘、鄂等省爆发保路运动，拉开地方与清朝中央对抗的序幕，10月份爆发的武昌起义以武装暴动的形式，将革命推向高潮，加快了清朝“行将就木”的速度。

看到毛泽东有“俊才”的杨昌济，用梁启超、曾国藩的例子勉励他，希望毛泽东能够效仿前辈积极入世。

青年毛泽东在1914年到1918年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心怀一腔热血。

正如他在词《沁园春·长沙》中所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与许多青年才俊一同，踏上了改造旧中国的道路。

1917年11月，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发动了“十月革命”，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工人阶级占领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宣布推翻俄国临时政府。

推翻临时政府之后，列宁建立了世界首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列主义渐渐传播到了国内，给毛泽东带去了新的启迪。

在尚未与政治接轨之前，曾国藩的见解影响着毛泽东的成长，曾国藩的一些思想被毛泽东挖掘出来。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君子以天下为己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治学、研修学问便是“修身”的根本。

毛泽东曾言：“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

所谓的曾氏“杂钞”是指曾国藩篡写的古文精华集《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不仅对这本书表达了肯定，还从中汲取了曾国藩治学的经验。

但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推崇并非照单全收，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治学等方面对曾国藩表示肯定，但在阶级立场、政治倾向等方面，毛泽东则“抛弃”了曾国藩。

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辨析事物，虽然曾国藩的思想与行事给毛泽东带去了启发，但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感情慢慢变得复杂。

曾国藩作为封建统治中的朝臣，承袭着传统文化，他的生活、处境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下，统治权落入一家之手，臣子受命于天子，其行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团练湘军、开展洋务运动之外，曾国藩为官生涯里，还曾遭遇过“天津教案”的冲击。

同治七年（1868年），清廷将曾国藩调补为直隶总督，在任期间，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该事件发生于1870年五月，彼时“天津民意激愤难违，侵略势力猖狂难抗，朝廷政见摇摆难依”，对曾国藩而言，此事十分棘手。

最终曾国藩作出了处死天津市民多人，充军25人，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向外国人赔偿损失40多万两的判决。

曾国藩的这一处理让社会舆论一片大哗，同僚的讥弹、百姓的怒骂，让曾国藩名誉扫地。

彼时的旧中国在力量上不及外国列强，曾国藩衡量了国家利益，消弭叛乱以保国家安定，做出了不得已的选择。

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曾国藩的一生，他有过保家卫国的辉煌，也有过“屈辱求和的污点”，因此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思想、行动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投身于革命的毛泽东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为抗击外敌、解放民族的事业奔波，在此过程中，他很少提及曾国藩的事迹。

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中讲习授课时，曾提到过曾国藩、洪秀全。

洪秀全是清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将洪秀全与曾国藩进行了比较：

“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曾国藩更了解国情民心，他作为清朝统治的捍卫者，领导湘军战胜了农民军队。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毛泽东对曾国藩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曾国藩维系封建统治，奔走在拯救清朝统治的道路上，他无疑是捍卫封建统治的“中流砥柱”。

毛泽东在广州的这次授课中，将农村阶级分为大地主、中等地主、小地主、自耕农等多个等级，曾国藩则属于“湖南的地主代表”。

在经过岁月的磨砺之后，毛泽东在1969年1月的一次谈话中，对曾国藩进行了阐述，展现出曾国藩令人佩服之处，也指出曾国藩政治立场和作为与历史进步相违背的事实。

毛泽东称：“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其政治立场和作为，自是站在历史进步反面的，但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有着多种身份的人……”。

毛泽东还指出“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

和青年时期相对纯粹地推崇曾国藩不同的是，晚年时期，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认知更加广泛，其感情更加复杂。

他在长期的奋战历程中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发，知识渊博、见识广阔，不再局限于对曾国藩的推崇。

实际上，党内部的同志们也有着对曾国藩的辩证性看法。

老一辈革命家薄一波回忆元帅刘伯承时，谈到了刘伯承对曾国藩家书的看法，曾国藩从年轻到去世留下诸多家书，就持家教子、为人处世等方面反映了自己的看法。

他的家书体现着曾国藩的学识造诣和人格品质，例如曾国藩谈到坚忍时，曾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

刘伯承曾询问薄一波是否看过曾国藩的家书，刘帅还对曾国藩以及他的家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位‘曾文正公’，其人不可取，但也不要因人废言。他的家书，也并非都是腐儒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我看还是可以借鉴的”。

刘伯承对曾国藩以及他的家书保持了辩证性的看法，他的见解反映出彼时共产党高级干部对曾国藩持有的普遍认知。

在领导民族走出动荡局势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对曾国藩的思想进行批判性的继承。

曾国藩的一大成就便是团练湘军，在时局巨变的历史背景里，他保持了对先进武器的认可和敬畏，但是在他的军事思想中，先进武器并非影响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曾国藩曾说：“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出自《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没有忽略人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

参军作战时，良将勇士同仇敌忾，在疆场上与敌人浴血拼杀，将领的军事谋略、士兵的顽强斗志，均会对战争产生正面的影响。

毛泽东也有着类似的看法，所谓“兵民是胜利之本”，就是肯定了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人民群众能够缔造历史，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在讲演《论持久战》中提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种观点与曾国藩“在人而不在器”的看法一致。

受老师引导、风气影响的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思想等方面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认可曾国藩在军事谋略、为人处世等方面的看法。

尤其是青年毛泽东，在治学求知的过程中，汲取了曾国藩思想里的精华，因此早年推崇曾国藩。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对曾国藩的态度会发生转变，感情变得更为复杂？

正如毛泽东总结的那样，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的身上有守旧的一面，他作为封建王朝的臣子，肩负着捍卫封建统治的历史使命，站在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

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跟随时代的发展，与曾国藩逆向而行，在政治立场和作为上，他们与曾国藩有着明显的不同。

曾国藩捍卫了清朝的统治，在清朝统治日渐式微的晚清时期，恪守职责，挽救命若悬丝的大清，甚至不惜做出向外敌求和的举动，没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因此毛泽东等人没有将曾国藩的所有言行、举止兼容并受，而是选择批判性、选择性地继承，汲取他行动、思想中的精华，提取出对救亡图存、强国富民有利的因素。

与青年时期求学求知不同的是，走上革命道路的毛泽东，身上肩负着引导人民抗击外敌、建设新中国的重任，他的视角已经不再局限于对知识的汲取，而是需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里，解决革命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挑战。

曾国藩的形象也不再是提供思想启发的清朝伟人、湖南名人，毛泽东对曾国藩的看法，从曾国藩的治学、为人等方面，扩大到他的政治立场、政治行动等方面。

毛泽东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过人的远见卓识，总是能理性地分析问题的本质，他没有摒弃所谓的“反面人物”身上的优点，而是选择性地吸收，将其运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

从政治、阶级立场来看，曾国藩从维护封建地主的地位、利益出发，最终“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但毛泽东等人则是要创建新中国，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曾国藩其人，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阶级是直接剥削农民最厉害的特殊阶级，曾国藩固守封建传统，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利益，是阻挡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关键人物。

另一方面，曾国藩又有着一定的进步思想，他能够审时度势，在外敌入侵时看到外国军队尖兵利炮的威力，主张变革，推动洋务运动的发展，在思想上求变，为中国传统注入新的因素。

接受了外来文化冲击的曾国藩，并没有在思想上出现完全的转变，他仍忠于封建君主，局限于封建体系里，受到了彼时历史大环境的制约。

对于曾国藩这个“复杂”的人，毛泽东一方面大量地借鉴、学习他的思想，并根据时局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灵活运用，形成自己的军事思想。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政治立场有着清晰的认知，没有全盘接受曾国藩其人，也没有简单地对曾国藩进行片面、单纯的肯定或者否定。

与曾国藩相比，毛泽东等人踏入了新的历史浪潮中，清朝覆灭，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国内扎根，在新的历史环境里，封建体系的桎梏被冲开，政治立场等方面随之发生了转变。

总的来看，毛泽东青年时期与晚年对曾国藩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源于思想、阅历的转变，曾国藩治学为人、带兵做事等方面有可取之处，这使得他在“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中饱受崇敬。

但曾国藩所捍卫的清朝封建统治已成强弩之末，曾国藩挽救清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做法，成为违反历史进步的事实。

晚年的毛主席，不像青年时期那样常常提到曾国藩，但给曾国藩相对全面而客观的评价。

毛泽东从曾国藩身上的“复杂”性出发，肯定了他的能力，但也指出他的政治立场和行动，站在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

旧中国的耻辱和今日中国的强大的资料

耻辱 9.18被大多网友认为是国耻日！西周幽王无道，致使王宫被洗。汉高祖三十万大军被困白登七日，靠贿赂冒顿的阏氏才得以残喘脱逃。西晋怀帝被匈奴俘虏，愍帝出降，西晋王朝终结。第一个被外族灭掉的王朝。石敬瑭甘当“儿皇帝” 宋朝多次被金、元所败明朝，倭寇征服中国东南。除大陆部分被收复，其他岛屿被日本纳入版图到今日。明被后金所灭，“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近现代的种种耻辱事件，羞于启齿……！当代中国人的素质令外国人鄙夷，以至国外华人羞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圆明园事件、南京大屠杀排名第五五胡乱华这可谓是中国第一次经受异族的大规模入侵，皇室南迁，中原人民惨遭荼炭，这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南北对峙，其结果，导致从夏商周经春秋战国，再到秦汉，直到魏晋的中华上古文明终结。连民族成分都有了极大的改变。是文明进程的转折点。从八王之乱一直到隋文帝灭陈统一中国，这近三百多年，民族仇杀，宫廷政变，层出不穷，混乱不堪，其中的历史暴虐而又残忍。起初那些游牧民族对汉族，极尽压迫侮辱之能事，现代我们骂人的话，比如“懒汉，无赖汉”等等就是那个时代传下来的，原先在那些异民族心中所敬仰的“天汉”早已被“懒汉，无赖汉”所取代。可谓耻辱。从而也导致了冉闵的起义。幸亏天不亡我中华，由于那时的华族的血气，英勇的抵抗，使异民族重新正视了我华族，从而才产生了，所谓的“汉化”。才有了北魏孝文帝、文明太后的改革。才开始了以华族文明为主的文化融合，在此之前，不知死了多少人。但鲜卑贵族相较之后的蒙古满清，毕竟心胸开阔，眼光长远。他们继承了中华的精髓，同时又保持了本民族的优点，同时又输入了佛教文明，创造了一种变革过的文明——中华中古文明。可是，隋唐以后的中古文明继承了一部分的精髓，有许多的独特的东西，还是消失了。比如许多绚丽灿烂的上古神话，从而使我们现在看楚辞中的很多典故名词，不知所云。还有宝剑的制作方法和其所承载的“剑道”也在隋唐慢慢失传了。因为游牧民族打仗不用剑。而日本经过东汉直到六朝的学习和吸收，渐渐发展，到现在便成了他们的“国粹”了。而我们在现在只能通过隋唐之前的史实和虚构的武侠故事，来想像这种如梦如幻的武器了。排名第四第二次鸦片战争我一直有个疑问，高中历史书上说，是由于英法想获取在华更大的利益，而发动的战争。我也看了不少资料，上面也丝毫没有提及有关鸦片什么事，那么为什么要叫第二次鸦片战争呢？首先，先看看第一次鸦片战争，其实是一场贸易战争，是英国人为了取得通商的权力，也就是为了贸易平等，而不是为了交清政府赔鸦片钱，更不是为了合法的卖鸦片。说白了，鸦片只是一个由头。不是鸦片，也会为了其他的东西。而我们的历史书为了让我国更加充满道义，特地把此次战争叫作鸦片战争。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目的相同，只是要求清政府开放的更深入，并给他们最惠国待遇，既然有了一次鸦片战争，又目的相同，就叫其二次鸦片战争吧，又是道义上的胜利。因为乍听起来，就象两次为了公开贩毒而进行的战争。而它的起因是，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采取阳奉阴违战术，违反合约，暗中阻止与欧洲的贸易，使英法的贸易不能开展下去，英法恼羞成怒，又找了两个由头开战。从而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按说本应该到此为止，但咸丰皇帝受不了了，认为损害了天朝颜面，责成僧格林心伏击了在大沽口前来换约的英法公使。当场用大炮炸死了多名，这也是高中历史书上所说的大捷，又扣押了十几名前去交涉的使者，清廷认为只要抓住匪首，其余军队就会不战而降。就这样英法登了陆，直奔北京杀来，咸丰逃到了热河，而那些被扣押的使者活着的只剩下几人了，后来的事，便众所周知了，英法为了向清政府示威，火烧了圆明园。此战可谓奇耻大辱。有两方面：第一方面，英法联军可谓残忍凶暴至极，被屠杀的京师民众可谓不计其数，满清耗费数百年的民脂民膏建造起来的圆明园，万寿园（颐和园的前身）被一把火烧尽。而更为痛心的是储藏在两园之中，满清数代皇帝从民间搜刮得来的字画古董，历代瓷器，大多是极精品，我国现在流失海外的国宝，很多就是圆明园的．还有数量极多的，从康熙直到咸丰，不惜工本，制造出来的工艺品．（说句实话，本人及其不喜欢清代的建筑和工艺品，尤其家具，装饰品，服装，做工虽及其考究，材料及贵重，但十分繁复俗气。而其中集大成者就是故宫，里面的建筑大多是清朝造的。可谓俗不可耐，根本不能与汉朝的大气，唐朝的雄浑，宋代的清雅，明代的简洁相比。）但毕竟都是国宝。经此一烧，可谓中华文明的浩劫。第二方面：偷袭和扣押英法公使的做法，极其没有信义，使得我中华在外国人眼里成了没有信义的野蛮国家，之后打赢了也就算了，还不堪一击，最后被打趴下还得和谈，简直丢尽了脸面。所以二次鸦片战争，在很多方面都称得上耻辱，有所遭受到的耻辱，也有自己做出来的，当然英法也不是什么好人，但其火烧圆明园，也有部分原因是受了偷袭和扣押公使的刺激。总而言之西方我国印象的急转直下就从这里开始。排名第三甲午海战这不用说，是众所周知的奇耻大辱。可是让我胆寒的是，开战之前，日本举国上下，积极备战。上至皇室，明治天皇节食，皇后卖首饰。下至平民百姓，妓女捐卖身钱，士兵因为天皇一天只吃两顿，他们自觉只吃一顿，拼命攒钱买吉野号。当时，明治的口号是越王勾践能卧薪尝胆，他也能做到。这使我想到，在抗美援朝时，全国各界节衣缩食，用来购买飞机大炮，和小学语文书上的一个苹果的故事。经此一战，蕞尔小帮日本迅速崛起，而老大帝国，加速没落。而对清廷的改良惨遭失败，一部分的国人觉醒，发现要救中国只有推翻清朝一法。后来，经过百日维新，庚子国变，和对清廷所谓的“新政”绝望之时。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说句实话，本人是觉得改良比革命要好，循序渐进总比突如其来要来得稳定，和易于接受。但满清贵族的食古不化，狭隘短视，死抱着利益不放，实在是无出其右。辛亥革命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可谓最符合汤武革命的标准。再讲句题外话，我总觉得向中国周边的那些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在中国衰弱之时，会变本加厉的侮辱侵略中国，而这些国家古代长期仰视中国，深入研究学习中国。而近代又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对付起这些国家来相当棘手。比如，日本韩国越南印尼等等。还有个台湾地区。排名第二甲申国难 1644年，中华文明从此绝嗣。剩下的只有四百年的鞑靼文明，而当今再国人和外人眼里，中华文明就是鞑靼文明。这固然拜张艺谋的电影，众多的清宫戏，和唐装所赐。但我们与真正的中华文明断绝关系，却是从这里开始。诚然中华文明发展到明朝末期，是有问题的，而且问题很严重，明朝的灭亡就是例证。虽然有天意，比如连续十五年的干旱。导致中原旱灾蝗灾遍地，颗粒无收。从而导致李自成剿而不灭。但人祸也很致命。朱明历来的寡恩刻薄，崇祯的刚愎自用，南明的内斗。集权的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死路。是已到了变革的边缘，内部的改良改革，虽然还不成熟，还有很多是清初的反思，是受明亡刺激的，但已经初露端怡。如果注入象隋唐一样豪放的血液，那也不是不可以。但历史选择了最不好的结局。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只相当于黄巢，其结果肯定，必败无疑。但中国最多再分裂割据一次，还没有亡天下。南明偏安一方，最多只是又一个南北朝，又一个宋金对峙。好歹也保住了中华文明。可满清入关完全凭的是运气。入关后，他们一方面极端自大，一方面又极端自卑。而自大与自卑是相辅相成的，从而经过一系列的血腥的措施，中华文明就断送在他们之手了。直到现在，产生了要看宋代之前的中国到日本，要看清代之前的中国到韩国，这种事情了。排名第一靖康之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当金兵攻入东京时，整个赵宋皇室除了一人以外全部被俘北上，而那个侥幸逃脱的皇子就是赵构，而被俘北上的官僚及其家属更是不计其数，而他们大多都被变卖作了家奴，有些低级妓院的妓女竟然是丞相的女儿。而文化方面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金人在靖康时代是非常野蛮的，见人就杀，见物就抢。宋朝积累文化财富被焚毁洗劫一空，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浩劫。而这也是中国被西方赶超，乃至落后，摆下了伏笔。也是后来种种历史悲剧的起因。更为可悲的是，后来的明朝，并没有继承宋的辉煌文治成果，从而导致了甲申国难，中华绝嗣。而日本也是在那个时期对中国文明由崇拜转向了反思，顺便提一句，象相扑，茶道，插花，马球等等的很多文化艺术也是那时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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